摘要：面對立法權和司法解釋權挾制之下的有限空間,刑事證據規則的地方生產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成為我國刑事證據法制化運動中的特殊景象。作為對刑事證據立法社會需求的地方性回應,地方性刑事證據規則在客觀上具有＂釋疑解惑＂＂拾缺補漏＂＂檢驗試錯＂的功能,有益于刑事證據法的信受奉行和制度創新。然而,地方表達的內在局限與外部制約也不可避免地導致刻意＂創新＂、過度＂地方化＂、僭越法律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宏觀上搭建地方規則與刑事證據立法良性互動的空間和渠道,并在清理現有的地方性刑事證據規則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地方表達疏導機制,力求實現地方司法機關適時＂造法＂,造出＂良法＂,最終實現＂良法＂＂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