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在早期普通法時代對信托違約中的第三人采取了嚴格責任標準,與受托人進行交易的第三人因而背負了廣泛的調查義務。而到了商業時代,美國轉而采用了“明知”責任標準,豁免了第三人的全部調查義務。美國的這一轉變有其背后深刻的社會基礎,同時也符合成本收益原則。我國信托法律制度及法律實踐與美國有重大不同,美國當今采用的“明知”責任標準未必適用于我國。我國應當采取“明知或應知”的責任標準,向第三人施加有限的調查義務,而這可以從經濟分分析的角度加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