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后,敗退臺灣的政權愈加重視對香港文化人士的利用。臺灣當局一方面對知識分子進行經濟接援,另一方面潛移默化思想認同,從而在二者之間形成知識分子往往不能自知的隱性共謀,文教被異化為政治形態的附屬物。遷臺后的傳統文化學者雖與政黨處于不同立場,但在冷戰格局下,學術研究仍難以擺脫權力的塑型,學者建設“政治倫理化”的努力則被威權轉變為權力一元化的理論資源乃至控制民眾思想的工具。與此同時,臺灣當局利用美國教會勢力進行反共宣傳,而美國教會勢力則控制臺灣文教系統進行文化殖民。教會、政黨與學校亦形成共謀體系。學術內部的義理考據之辨,也潛藏著學者的身份差異。受特權庇護的知識分子專注于文獻考索,在政治與社會亂象前選擇失語,而徐復觀等反抗者則被排擠到權力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