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前的是中國現代史的發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處置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及其與西方文明的關系,是五四時期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2019年5月,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主辦“儒學價值及其現代命運:五四百年紀念”高端論壇,本期所推出的這組筆談,即屬此次學術研討會的部分成果。其中,楊國榮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學和民主)與儒學核心觀念(仁和禮)之間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盡管趨向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劃界和對峙,但深層觀念依然與傳統相涉;羅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對個人的一度看重雖更多是受外來影響,但我們不宜忽視中國傳統中本有一個頂天立地的個人,而“五四”使個人脈絡化的“近代中國特色”,卻疏離于近代西方和中國古代的個人觀念;溫儒敏先生認為,以“五四”為“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觀點是淺薄的,真實的歷史是“五四”既顛覆傳統,又賡續和再造傳統,“五四”先驅者批判禮教,是儒學的轉機而非災難;何中華先生從唯物史觀的視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視和深究“民主”與“科學”背后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文化決定論”試圖從觀念層面出發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現代經濟體制,存在著因果關系的某種倒置。相信此組筆談,對于相關研究將有一定的啟發和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