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晚清歷史上,劉熙載不曾暴得大名。他是道光進士,咸豐上書房里的諸王師。同治年間,被命為廣東學政,但未幾辭官,主上海龍門書院講席以終。19世紀70年代,劉熙載以《藝概》《四音定切》等書刊行問世,贏得注意。這些書博通周贍,很能體現他在音韻小學、古人詞章、六經子史上的深造獨得。但比起許多同時代的佼佼者,劉熙載的成就并不能使人眼界一開;尤其對照彼時倭仁鄙“奉夷人為師”、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他的學術、行誼實在欠缺一種痛下針眨的氣勢,難免遭到“缺乏新意”之譏。①畢竟,劉熙載身處中國政治風氣變動頻仍的時刻,西學東漸漸成熱點,知識分子的努力在迫切希望解決社會問題的姿態上,亦歷歷可見。而他卻“無取更張”,偏處一隅,對風風雨雨之天下大事、感時憂國之交鋒論爭,皆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