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學科。經濟學核心思想是物質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資源，可分為兩大主要分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2、經濟學起源希臘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早期經濟學，經過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發展，經濟學衍生出了演化證券學、行為經濟學等交叉邊緣學科。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學研究和應用受到國家和民眾的關注越來越高，理論體系和應用不斷完善和發展。

3、一般學者會把研究范圍歸納入“微觀”或“宏觀”層面。“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個體或個體與其他個體間的決策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經濟物品的消費、生產過程中稀缺資源的投入、資源的分配、分配機制上的選擇等等。“宏觀經濟學”則以地區、國家層面作為研究對象，常見的分析包括收入與生產、貨幣、物價、就業、國際貿易等問題。

4、一般情況下，經濟學理論建基在理性的“極大化”這假設之上，每個人都會在局限下選取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在經濟學理論中的假設真假并不重要，只要假設推論出來的可被驗證含意，能夠解釋及推測現實世界，我們就接受這個理論。但是奧地利經濟學的理論是建立在人是有目的的行動的行動公理基礎之上。其學派旗幟鮮明的反對把理性狀態和極大化作為經濟學的邏輯前提。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 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頁注 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 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 mayer) 。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 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 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 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osenstein 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 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并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并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 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 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 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 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 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篇(3)

論文摘要：我國數理經濟分析開展相對較晚，目前以學習和模仿國外為主。由于國內外的經濟體制和環境存在差異，前沿數理模型能否直接應用于國內值得探究。在進行數理經濟學課程教學時，須讓學生樹立起框架分析的意識，以問題為導向分析解決問題。

一、 引言

日前，世界范圍內對經濟學的數理分析之風漸盛。對于經濟學研究及教學呈現的數理化趨勢，國內外都展開了爭辯。贊同者甚至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們認為，數學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經濟問題時采用數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純語言的定性分析中難以直觀得出的結果，它使得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表述更加準確精煉，且能將已有的經典經濟理論拓展延伸。而批評者們則認為，經濟學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論思想的研究和傳播。數理模型過度建設和使用無益于理論的創新，也無法準確反映現實復雜且不穩定的經濟活動。數理經濟學的本質是探討如何用數學語言準確、精練描述經濟學問題，并推敲通過數理分析而導出的數學關系式所表達的經濟學含義及揭示的經濟規律。在不脫離經濟思想本質的情形下，科學地應用數理工具，進行經濟理論的理解、應用和延伸，將有助于經濟學科的長足發展。

數理經濟學是一門方法論，它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就分析對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觀或宏觀經濟理論，也可以是勞動經濟、產業經濟、公共財政等經濟學分支學科。因此，數理經濟學囊括了經濟學各個方面內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關數學理論和模型，內容極其龐雜。這給教學工作帶來了難度。國內關于數理經濟學這門課程也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國內學者們編寫的少數教材之外，比較有影響力的是華裔經濟學者蔣中一編寫的《數理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動態最優化基礎》。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經濟學研究生的相關通用教材進行授課。教學內容上以學習和參照國外的教學內容為主。

針對數理經濟學覆蓋內容眾多、理論過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復雜等特點，筆者認為在進行數理經濟學教學時，首先讓學生了解相關經濟學理論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從基本分析框架出發的思路，使學生掌握解決經濟學優化問題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養學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體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從而更好地把握數理經濟學的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數理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內容

經濟學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實現某個個體或群體最優的學科。因此，數理經濟學的教學主要以如何實現最優化為主線，從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一直沿伸到動態分析。在教學內容上應注重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運用經濟學基本框架進行分析

經濟社會中，微觀個體與宏觀總體都面臨著在有限資源及環境機制下實現自身最優的問題。盡管由于參與方的行為表現、經濟環境及制度安排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流派，但是對經濟學現象進行研究分析的框架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界定經濟環境、設定行為假設、給出制度安排、選擇均衡結果及進行評估比較等五個方面。（田國強，2005）任何數理經濟模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這個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礎之上。在學習時，首先明確模型的這五個方面特征，將有助于人們迅速理解這些看似復雜的數理模型所描述的經濟學涵義。

（二）學會設定切合實際經濟環境的數學語言

通常經濟學理論分析都包括三個部分：提出問題，確定研究目標；進行論證分析；得出論斷，給出政策建議。因此，在進行數理經濟分析時研究語言就需要經歷“經濟學語言——數學語言——經濟學語言”階段的轉換。分析問題是在明確了研究目標之后，要學會把現實中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參與方的行為特征及制度安排用恰當的數學語言準確、精煉地表述出來。不同的經濟環境、游戲規則以及參與人的是否理性都是影響經濟結果的重要方面。學會用數學語言準確描述經濟背景及環境，是做好整個模型分析的基礎。

（三）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

在進行數理經濟分析學習時，結合聽課學生的專業背景，在理解本專業學科基本的經濟思想脈絡情況下，有側重地介紹一些基本的數理分析工具。比如說博弈論、動態優化理論、一般均衡理論等。數理分析工具介紹是本門課程教學的重點。教學時應首先使學生牢固地掌握基礎模型（basic model）的解決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聯系現實環境，向學生明確指出基礎模型依賴的假設條件及在實際中的適用情況。如果基礎模型的某些假設與實際環境相違背時，模型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延伸和改進。教師在重點講授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可以鼓勵學生自己尋找感興趣的點，查閱相關文獻，對問題繼續深入研究。

三、數理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方法

數理經濟學的內容非常豐富，且數理模型的證明與推導，看起來抽象難懂，容易使學生產生畏難情緒。因此，為了更好地講授數理經濟學，針對學生的具體經濟學科專業以及相應的知識準備，應使學生在掌握本專業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時，增強自身的應用能力。具體來說，應該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以問題為導向，而非以分析工具為導向

經濟學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科，最終反映的是現實的經濟運行。做經濟分析時，一切應先從問題出發，將數理方法與經濟學的“問題意識”結合起來，才能推動實際經濟問題的解決甚至是經濟理論的縱深發展。脫離經濟問題本身，過度沉迷于數理模型的推導無益于對經濟問題的深入理解。無論是對于以后走向社會工作的應用型學生，還是對于日后投身于經濟學研究的研究性學生，他們都將面臨著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在目前我國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要求我們研究和解決經濟學問題時必須首先以問題為導向，從現實的經濟問題出發，尋找或創新數理分析工具去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

（二）實施啟發式教學

教學時以學生為主體，采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說，微觀經濟學標準的消費者或生產者理論模型中，經濟人都假定處于完全競爭市場中，因此，每個人都把價格視為參數給定，個人的選擇不受他人的影響，且每個人效用或收益只依賴于自身的選擇，而不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初學者往往會對此不解，認為無論是假設條件還是得出的分析結果都不切合實際，無法理解學習經濟學的用處。這時須啟發學生，研究一個問題，應該先從最簡單的情形出發，然后再逐步深入，考慮更復雜更一般的情形。在上面的模型中放寬假設，假如市場環境不再是完全競爭，而參雜了壟斷成份，甚至是完全壟斷，那么我們通過模型推導能得出怎樣的結論？假如個人的選擇會受到他人的影響，模型的結論又如何？同樣，對其他諸如博弈論，委托——，一般均衡理論等數理模型的學習時，也應秉承從簡單到復雜的原則，先打好基礎，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根據現實經濟環境在基礎模型上做修正分析。

（三）科研課題、實際案例與課堂互動相結合

即時的科研課題或者實際案例都是對當下經濟熱點問題的反映。教師在上課時可以根據教學內容進行有針對性地穿插，形成補充。這樣能使學生對所學數理模型在現實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有直觀的感觸。在此基礎之上，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閱讀相關的資料或文獻，讓學生在課堂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形成互動式的討論。因而能有效地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加深學生對模型的理解。

（四）注重課后的練習

僅僅依靠課堂時間就想掌握一門課程的全部知識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對于有復雜數學公式推導的數理經濟學課程來說。因此，為了使學生懂得運用所學的知識，課后練習是必要的。根據課程的特點和學生的實際情況，課后練習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代表性基礎模型的推導證明訓練；結合專業基礎模型的課程論文寫作訓練。兩種練習均要注意度的把握，以能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分析能力為主。

四、結語

與國際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國數理經濟學的發展還處于相對落后地位，研究分析方法也多以學習和模仿為主。由于國外的經濟環境、機制設計以及參與者的行為心理均與國內存在差異，國外前沿經濟理論模型對中國經濟的直接適用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對于國內數理經濟學的課程教學來說，這是挑戰，也是機遇。

由于數理經濟學課程存在內容多、難度大，抽象復雜等特點，本文在課程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提出了幾點體會。我們相信通過堅持不懈的實踐和探索，不斷總結和反思，數理經濟教學在理論研究和實踐中，會取得更大的進展和突破。

參考文獻

[1] 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J].經濟研究，2005（2）：113-125.

[2] 王 黎.應用型本科經濟學課堂教學改革探索[J].教育探索，2010（1）：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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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模塊化 教學改革

一、關于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來源于法國魁奈的《經濟表》和英國馬爾薩斯的“馬爾薩斯人口論”。1933年，挪威經濟學家弗瑞希提出《宏觀經濟學》的概念。現代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出版后迅速發展起來。《通論》提出的最有影響的見解是經濟大蕭條產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凱恩斯認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律”和“流動性偏好”的存在，市場完全有可能出現供求非均衡狀態。同時由于價格和工資存在“黏性”，市場自發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發揮作用，而政府干預的公共支出卻能夠作為外生性工具發揮替代作用。這一見解推動了當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并且為宏觀計量經濟學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導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與AD-AS模型一起成為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基礎。

二、關于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模塊的劃分

（一）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框架

宏觀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的整體經濟運行及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影響經濟運行等宏觀經濟問題的社會科學，其研究領域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就業理論、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財政與貨幣政策。宏觀經濟學基本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宏觀經濟學基本框架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主要模塊

1.國民收入的核算。國民收入是反應整個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在宏觀經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國際投資者非常關注的國際統計項目。國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兩個指標，一個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另外一個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國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

2.IS-LM與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漢森根據凱恩斯觀點提出的，該模型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多恩布什把IS-LM稱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該模型通過利用利率的傳導機制，分析了政府主動干預經濟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成為戰后各國主動干預經濟運行的首選理論依據。但從實踐來看，該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別是70年代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的崛起，對傳統凱恩斯理論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由于國內經濟學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國內經濟學教材仍然繼續沿用這一思路。但在國外許多國家，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AD-AS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進一步將總需求和總供給結合起來解釋國民收入與價格決定之間的關系，就是AD-AS模型。

3.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理論。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總量的增加，二是人均產量的增加，經濟增長的程度可以用經濟增長率來描述。哈羅德（1948）提出了經濟增長模型，多瑪（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增長模型。由于兩個模型幾乎相同，所以一般稱為“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一般的表達式為：盡管哈羅德多瑪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認該模型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經濟增長理論最有影響的是索羅提出的“slow增長模型”。索洛模型又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外生經濟增長模型，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的經濟增長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創立的，用來說明儲蓄、資本積累和增長之間的關系。自建立以來，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個變量關系的主要理論框架。模型表達式為：索羅模型解釋了發達國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儲蓄率，并認為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兩個源泉。新古典增長理論之后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內生增長理論仍然處于當代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研究的活躍時期。

經濟周期指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是國民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的波動，主要理論有熊彼特經濟周期，薩繆爾森提出的乘數―加速數模型等。

4.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問題。1958年，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13年間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了一條用以表示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同時，貨幣工資就是通貨膨脹率，這條曲線就表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著反方向變動的關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線忽略了影響工資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工人對通脹的預期。對工人來說，實際工資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義工資變化率必須用通貨膨脹率來糾正。工資變化率部分地由預期通貨膨脹率決定，部分地由實際失業率決定；通貨膨脹率等于工資變化率減去生產率增長率。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現代菲利普斯曲線）：短期的現代菲利普斯曲線就是預期通貨膨脹率保持不變時，表示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關系的曲線；在長期，人們有充分的時間調整通貨膨脹的預期，所以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從自然失業率出發的一條垂直線，它表明在長期內，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不存在替代關系，從一地程度上解釋了滯漲現象。

5.開放經濟下的經濟模型。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以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種開放經濟分析框架，該分析框架通過把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從而對開放經濟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作用進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適應性預期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形下，發展了匯率的波動理論。分析了匯率、利率和其他經濟變量間的關系，具體闡述了貨幣擴張政策所造成的影響，較好地解釋了貨幣超調現象。作為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延伸，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是本知識模塊的主要內容。

三、結論

與微觀經濟學不同，宏觀經濟學是研究整個國民收入的總體運行情況，但國民經濟是個龐大的體系，需要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模塊，同時需要剖析他的內部結構和相互間的關系，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展開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按照模塊進行知識分類，幫助學生建立框架性知識體系，教給他們建立知識模塊化的方法，這將有助于學生全面和系統地把握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

參考文獻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2011，第一版.

[2]Mundell，R.A.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9，pp：475-485.

[3]Dombush，R.1976，“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pp：1161-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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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凱恩斯主義 全球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 救市

一、凱恩斯主義理論

（一）凱恩斯主義的三種形態

1、正統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基于凱恩斯傳統而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的統稱，它本身就存在各種形態。凱恩斯《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1926）和《通論》（1936）奠定了這種思想傳統的基礎。這種傳統的核心思想在于：（1）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基本診斷是：我們生存于其中的經濟社會，其顯著缺點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補制度的這些缺陷，政府就必須終結自由放任主義，采取積極的行動。這類行動的核心包括兩個部分：運用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進行總需求管理，使經濟走向充分就業的均衡；運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財富和收入的嚴重不均等程度以擴大有效需求。

由這種思想所引發的凱恩斯革命，誕生出正統凱恩斯主義。它以IS～LM模型作為凱恩斯理論的規范表達方式，曾在上世紀50～60年代統治著西方宏觀經濟學，并且對工業化社會在這一時期的政策有著巨大的良好影響，以至于有不少學者把二戰后1950～1973年期間發達國家所享有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凱恩斯主義穩定化政策的直接結果。這確實是工業化國家的黃金時代，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較低，GDP增長率較高，經濟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石油危機的沖擊，以及隨之而來的滯脹問題，徹底暴露出正統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在政策建議方面的無能。例如，1972～1982年期間，美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8.7%，失業率7 %，而GDP增長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線也消失了。再加上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等在理論上的批判，到20世紀70年代，正統凱恩斯主義結束了它在學術界的統治地位。

然而，凱恩斯主義并沒有就此消亡。在與貨幣主義、以理性預期學派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爭論過程中，凱恩斯主義在烈火中獲得新生，形成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到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新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釋滯脹現象。新凱恩斯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最重要貢獻是：第一，使凱恩斯主義宏觀理論的微觀基礎更加牢固，把各種價格和工資粘性的解釋建立在個人理的基礎上；第二，論證了市場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對稱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種外部沖擊對經濟運行波動的影響；第三，細化總需求管理政策，把貨幣政策（只關注貨幣、利率等政策變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細化財政政策，把作為總需求政策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為總供給政策組成部分的稅收激勵等區別開來。

3、后凱恩斯主義

同時，與正統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同時并存的，還有一些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對凱恩斯傳統的重點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統凱恩斯主義，被稱為后凱恩斯主義。它又分為歐洲陣營和美國陣營。前者比較重視凱恩斯所說的資本主義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確定性以及貨幣金融對經濟體的影響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凱恩斯主義就是在其活躍的時期也處于學術邊緣的地位，僅僅對歐洲國家的實踐有微小的影響。

（二）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

凱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經使古典傳統失去其在經濟學中的風光地位。但20世紀70年代之后，古典傳統又以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身份重新煥發出其學術魅力。與新凱恩斯主義不同，新古典主義試圖通過建構一種從下到上的方式來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一套微觀基礎，其模型是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和市場連續出清這三個基本假說的有機組合。

經過長期的爭論 ，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之間達到了某些共識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及其兩個基石，即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競爭的原則，并且都堅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必須以法治為制度基礎；（2）信奉自由市場具有一種內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機制；（3）新凱恩斯主義接受了新古典主義的2/3的假說，只是拒絕了市場連續出清的假設。而兩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義認為，經濟波動并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的證明，而是個人最優化決策的產物，是價格機制發揮作用在宏觀上的表現形式；而新凱恩斯主義堅持認為，經濟周期現象表明了某種重大的市場缺陷，要恢復到均衡，需要一個較長的調整過渡期。第二，新古典主義認為 ，政府不應試圖用穩定政策來消除經濟波動，這類政策努力不僅不可能達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標，甚至會加劇經濟的波動，從而減少社會的福利；而新凱恩斯主義則堅持認為，這類政策對于降低經濟的波動是必不可少的。

二、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機從美國爆發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帶給國際社會深刻反思，連西方大國輿論都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價值觀進行重新審視，并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現實和未來價值。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世界宣稱要把社會主義扔進垃圾堆，認為世界歷史已經終結。在這兩種輿論反差中，國際社會不斷地搜尋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總所周知，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多年中，美國經濟的運行相當穩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步入一高雙低的良好態勢，即實際GDP增長率高，而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因此，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這種穩定狀態，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經濟政策，具體說，就是宏觀上的格林斯潘主義和微觀上的里根主義。

但是，危機爆發之后經濟學家對此次危機的思想根源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相互推脫責任。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執政時期的美國政府干預市場運行是導致這次危機的根本原因，危機再次證明“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這次危機標志著以自由放任為特征的“里根主義”徹底破產。

要對這種相互指責的狀態做出實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須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國政策的經濟思想基礎。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已經轉換為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并用的政策形態。

（一）格林斯潘的新凱恩斯主義政策

金融危機發生之前，許多經濟學家曾經把美國經濟的相對穩定歸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關于利率和貨幣供給的決策，使美國經濟保持在合適的軌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失控。在這一點上，美聯儲盡到了職責，也符合凱恩斯主義如何熨平經濟波動的政策思想。

具體說，為刺激經濟增長，1991～1999年間美聯儲把聯邦基金利率從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調刺激美國企業不斷增大設備投資，形成美國二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即新經濟）。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裂，為刺激總需求，美聯儲由加息周期轉為減息周期。但是，正是這一輪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國房市的高度繁榮，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推高房價。這使得美國眾多的金融機構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預期過分樂觀，貸款條件不斷放松，以至于沒有任何信用記錄的低收入者也可以獲得房貸，從而最終給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

若說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只在于美國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從經濟泡沫的培育過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這種做法使得其理論立場也不甚清晰，人們常用“新貨幣主義”來指稱這種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混合體，其實這正是新凱恩斯主義的本質。

（二）里根主義的新古典主義政策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權掀起新自由主義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義”。這種“里根主義”的核心思想其實是新古典主義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經濟自由化。小政府要求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經濟自由化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應盡量取消對市場行為的約束。在美國的實踐中，其后的克林頓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著里根主義，這類政策對最近20多年美國的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美國過于相信自由市場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在金融領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觀上造成了金融監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說，以自由為核心的監管理念、監管制度的漏洞和監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體系的風險逐步積累也是導致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與實質

（一）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

1、美國救市方案

為阻止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美國國會參議院于2008年9月通過了政府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 美國國會眾院否決了7000億美元救市法案。現救市方案總額增至8500億，10月3日在眾議院投票獲得通過。美國財政部和聯儲聯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發行國債收購主要金融機構手中的不良資產，挽救金融企業日益惡化的資產負債表，加強其資金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達到穩定金融體系的目的。美國本輪的救市計劃事實上是想通過斬斷金融崩潰中的關鍵鏈條來達到阻止危機進一步蔓延的做法 ，這是面對金融危機所能做出的最優選擇。這符合新凱恩斯主義債務型通貨緊縮假說的精神。

2、歐元區國家救市方案

歐元區15國首腦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開歐元區首次峰會并推出聯合救市計劃，以共同應對當前金融危機。此項計劃的要點是：債務擔保，歐元區成員國2009年年底前為銀行5年期以下的新債務提供擔保，以幫助增強投資者對收回投資及其回報的信心，降低銀行借貸難度；銀行資本重組，歐元區國家政府承諾以資本重組和其他“相應手段”救助陷入危機的大型金融機構；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購買優先股的方式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直接注資；會計規則，政府將尋求改變“按市值計價”的會計規則，防止銀行因金融危機沖擊而標價過低，從而加劇市場恐慌氣氛。

3、中國救市方案

國務院總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會議確定了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上述工程建設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為加快建設進度，會議決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000億元，明年災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到4000億元。會議要求，擴大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

（二）救市方案的新凱恩斯主義本質

凱恩斯革命本來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在這種意義上，凱恩斯主義帶有危機經濟學或克魯格曼所說的“蕭條經濟學”的性質。在新凱恩斯主義者看來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當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魯格曼的觀點： 我們要以不惜一切代價扭轉形勢的精神來應對當前的危機，如果我們做得還不夠，那就加大力度，改變方法，直到信貸開始流動，實體經濟開始恢復。

因此，對于應對這場危機克魯格曼提出的具體方案是：“首要的任務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癱瘓，而要實現這一點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資金，注入資金的系統應該包括傳統銀行和影子銀行系統。如果注入資金效果不顯著，可以對金融體系實施全面的暫時國有化。其次，即使信貸市場復蘇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威脅仍然存在，必須采取素來高效的老藥方――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經濟呈現出恢復之勢，則必須轉向預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體系以防止危機再次爆發。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救市政策方案開啟的是危機管理機制，或者說各國的救市政策在本質上屬于一種應急政策。

四、基本結論

（一）凱恩斯主義是以需求導向型為主的經濟模型

凱恩斯革命帶來的永久性政策影響就是總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只要是這類政策，就必然帶有凱恩斯主義的性質。因此，二戰以來凱恩斯主義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只不過是在不同時代影響實踐政策的凱恩斯主義形態不同。同時，所有形態的凱恩斯主義都是自由制度的擁護者，它們反對的只是放任自由主義形式的市場制度。

（二）各經濟體救市方案是一種凱恩斯主義式的應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機在西方社會引發了關于資本主義未來模式的爭論。主流媒體中出現一種主張反對市場經濟的思潮，認為美國不得不干預經濟，甚至于采取某些 國有化政策。這其實是把政府救市行動等同于國有化，進而等同于社會主義，是對自由市場制度的誤解。危機時期西方國家采取一些類似國有化的措施，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并不會無限期地直接管理經濟，而會在危機過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應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是以財產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原則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它不會因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改變，但具體管理體制卻會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在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中的自由市場制度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市場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響，而是根據經濟實際運行的時代要求，不同時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圍和干預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確認識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應該阻礙正常的經濟調整，更不應該保護那些原本就應拋棄的落后的生產力部分。明智的經濟政策既要考慮到短期的效應，也要考慮到那些必須預見到的效應――長期影響。總需求管理政策，運用得當可以抑制經濟的波動幅度；而運用失當，它就會給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沒有一種經濟能夠保持永遠繁榮，波動是市場經濟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處理繁榮時期所積累的問題。但是，每當經濟面臨衰退之時政策當局總是熱心于擴張性的總需求政策，使繁榮人為地延續下去。這種政策，雖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業率和維持暫時的表面繁榮，但在長期中卻容易使經濟體滋生出各種經濟泡沫，阻礙經濟結構的正常調整。因此，以新凱恩斯主義為信條的政策執行者對總需求管理政策也應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對人們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標管理長期經濟的智慧持慎重態度。

（四）新凱恩斯主義的發展方向

新古典主義在學術上居于顯赫的地位，但在宏觀政策的實踐方面卻一直是凱恩斯主義或其變體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凱恩斯主義者雖然對宏觀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其本身卻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理論框架。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使凱恩斯主義者更謹慎地審視自由市場制度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另一方面也會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行為的懷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機，由于雙方都是在微觀基礎上進行宏觀政策的爭論，而微觀經濟學是比較成熟。因此，凱恩斯主義可以強化其學術地位，并加快這兩種主義走向新的綜合，使得雙方的差距不斷縮小。

參考文獻：

[1] 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M]，中信出版社，2009，第178頁.

[2] 許經勇.蕭條經濟背景下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創新性和現實性[J].理論探索與爭鳴，2002，（2）.

[3] [美]大衛?科茨.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J].海外視野.2008（13）.

[4]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5] 張秀孌，陳新崗.試論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美國經濟史的影響[J].山東社會科學，2007，（5）.

[6] 番薯.金融危機與政府救市[J].時代周刊，2008，（7）.

篇(6)

[關鍵詞]財產，合同，侵權，經濟分析

法律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學理論和現代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基本上覆蓋了整個法律領域，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政府并不公開管制的法律領域，即普通法的中心內容-財產、合同和侵權。（注：理查德。A.波斯納。 《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二版序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中譯本。）本文的目的旨在對法律經濟學中有關財產、合同和侵權行為的經濟分析理論做出簡要的介紹和評價。

一、財產的經濟理論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財產是“一組權力”，這些權力描述了一個人對其所有的資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包括對資源的占有、使用、改變、饋贈、轉讓和阻止他人的侵權等。或者說，“財產的法律概念就是一組所有者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不受他人干涉的關于資源的權力”（注：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125頁。）。

法律經濟學有關財產的經濟理論，主要集中在關于財產法的四個基本問題上，即：（1）私人可以擁有什么財產？（2）所有權是怎樣建立起來？（3）所有者如何合法的處置其財產？（4）如何保護財產？如何賠償對財產的侵犯？

法律經濟學是依據微觀經濟學中有關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區別來分析和回答“私人可以擁有什么財產”這一問題的。由于私人產品具有個人排他使用的特點，或者說，在消費上具有對抗性。因此，對具有私人產品特性的資源建立和履行所有權（私人財產權）的成本比較低，而通過建立所有權帶來的利用資源效率將會提高。例如，土地（無論是耕地還是牧場）的使用是具有對抗性的，如果不建立土地的私人財產權，則將會出現“公地的悲劇”，損害了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而土地的私人所有權確立，將對土地所有者產生一種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激勵，從而有利于改善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

對于“所有權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這一問題，法律經濟學是根據自愿交換的談判理論和博奕論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分析的。經濟學的談判理論表明，自愿交換的利益基礎在于，交換的參與雙方都有可能通過交換來增加各自的利益，或者說，交換將帶來一種“合作剩余”。所有權的建立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通過談判來建立起一組有關資源配置及資源配置結果分配的“社會契約”的過程，只要有關建立所有權的談判成本及所有權的建立和運作成本小于所有權的建立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改善的收益，并且這種收益能夠合理地分配于有關談判各方，所有權的建立就自然而然地作為談判的結果出現。法律經濟學在研究所有權建立問題時，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財產法的原則：第一個原則被稱為“規范的霍布斯定理”，即：“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協議失敗造成的損害達到最小”；（注：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136頁。）第二個原則被命題為“規范的科斯定理”， 即：“建立法律以消除私人協議的障礙”。（注：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138頁。）這兩個財產法原則從不同的角度說明了建立所有權的目的是有助于私人的談判，從而促進資源配置的改善。

對于“所有者如何合法地處置其財產”和“如何保護財產及賠償對產權的侵犯”這兩個問題，法律經濟學主要是根據經濟學的外部性概念來加以分析的。首先，所有者在利用其財產時，不能因為其利用財產的行為而導致出強加給別人一種非自愿成本的結果，或者說，損害了別人的利益。如果說出現了這種損害，也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財產。其次，當產權受到侵犯時，法律對侵犯權行為的制裁，必須視對產權的侵犯的不同性質而采取不同措施。具體地說，當對產權的侵犯是一種“私害”（指只對極少數人的損害）時，應該選擇禁令這種衡平賠償；當對產權的侵犯是一種“公害”（指會對許多人造成損害）時，則應該選擇損失賠償（或者幣賠償）這種法律賠償。（注：有關“私害”和“公害”與“衡平賠償”和“法律賠償”的分析，可進一步參見羅伯特。考特，托馬期。尤倫《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四章《關于財產的經濟理論》的有關內容。）法律經濟學有關“私害”適用于衡平賠償和“公害”適用于法律賠償的研究結論，也是以“科斯定理”作為其分析基礎，其核心思想是產權的保護也必須考慮交易費用，法律的實施必須以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為目標。

二、合同的經濟理論

法律經濟學中有關合同的經濟理論在利用經濟學的理論及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學經典的合同理論（交易的合同理論）的基礎上，試圖來回答以下三個問題：（1）合同法的目的的是什么？（2）應該履行什么樣的合同？（3）如何對合同執行過程中的違約給予補救？

根據法律經濟學的分析，可以依據交易所需要的時間，將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區分為瞬間交易和緩期交易。緩期交易是一種承諾交易，從承諾的作出到承諾的實現之間存在著一段完成承諾交易所需要的時間。因此，承諾交易一定涉及到未來，承諾意味著約束交易參與人的未來的行動。因為承諾交易涉及未來，所以會出現不確定性及風險問題，也會更容易出現信息的不對稱問題。合同是完成承諾交易的一個重要手段，所以合同的訂立必須考慮到承諾交易中的兩個重要問題-分配由不確定性所造成的風險損失和促進信息交流的順暢，從而有助于交易雙方順利達成交換目的。相應地，合同法的目的就是“通過強制履行承諾幫助人們實現他們的私人目標”，（注：羅件特。考特，托馬期。尤倫：《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314頁。 ）而有關合同的經濟理論的研究重點則是如何通過人們所達成的自愿協議來促進人們對私人目標的追求。

既然合同法的目的是通過強制人們履行承諾來幫助人們實現他們的私人目標，那么，什么樣的合同（承諾）應該是按其條款嚴格履行的呢？法律并不是不加區別地強制人們履行合同，而是強制人們履行有效的合同。從帕累托效率的角度看，如果一份合同經過修改有可能在雙方不受損的條件下至少使一方受益，那么原來的合同就是無效率的；反之，如果不可能出現上述合同修改的結果，那么該合同就是有效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效率的合同也就是一份完備的合同，合同的經濟理論把“完備的合同定義為假如可強制履行，那就能理想地適應實現立約人和受約人目標的一種承諾”。（注：羅件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譯本。第317頁。 ）合同的經濟理論的研究表明，一份完備合同的訂立需要滿足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合同的訂立者必須具備個人的理性；二是簽訂合同的環境必須是一個類似完全競爭的環境。

有關完備合同的經濟理論，為由于個人理性和市場環境的缺陷所造成的合同糾紛之法律問題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基礎。例如，當在合同的執行過程中出現違約時，原告會對被告（違約方）提出起訴，被告則可能會提出辯解。被告的辯解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立約抗辯”，即被告聲稱在合同訂立時就存在不正常的因素，使得合同不完備，妨礙了合同的合法性；二是“履約抗辯”，即被告聲稱在準備執行合同的過程中出現了竟外的情況，導致他無法履行合同。被告抗辯的目的自然是要求法院免除其合同義務。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根據效率的原則，將依據合同是否完備的有關標準，來判定違約方所提出的抗辯理由是否能夠成立，并以此來作出是否應該免除違約方合同義務的判決。如果合同是完備的，法院可能會判決違約方賠償違約受害者所承受的實際損害，即違約補救的“法律救濟”（亦稱“法律補救”）；法院也可能會判決違約方履行合同義務，即違約補救的“特定履行”（亦稱“衡平補救”）。

三、侵權行為的經濟理論

法律經濟學在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來分析侵權行為時，主要是研究三個問題：（1）侵權行為的特征；（2）侵權行為的責任；（3）侵權的賠償。

根據傳統的法學理論，侵權是一種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失職行為，構成侵權行為的要素主要有：（1）被告對原告沒有履行法定的責任， 被告的行為有“過失”；（2）原告受到了傷害， 且這種傷害是可估量的傷害；（3）被告的“過失”是原告遭受傷害的近因或直接原因。 法律經濟學的侵權行為經濟理論，在傳統的法學侵權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表明，侵權是一種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失職行為，且對這一種行為的后果，受害人無法通過求助事先的合同來解決賠償問題。根據經濟效率標準和交易費用理論，侵權行為的發生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因此，就侵權的傷害即賠償在事先進行談判并締結合同是不可能的，或者說，談判的成本將是非常昂貴的。以交通事故這一類侵權行為為例，就不可能通過行人和司機事先談判訂立合同來解決侵權行為的責任及賠償問題。

侵權行為發生后，首先要解決的是侵權的責任問題。侵權的責任問題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嚴格責任原則”，二是“疏忽原則”。嚴格責任是指只要發生侵權行為，施害人無論如何都必須對受害人所遭受的傷害完全負責；疏忽原則是指施害人在侵權行為中的責任與一定的法定標準有關，施害人的行為在參照法定標準時，施害人可能負完全責任，也可能只負部分責任，也可能不負責任。侵權行為的經濟分析表明，之所以在發生侵權的場合不能一律運用“嚴格責任原則”，原因在于這樣做的社會成本將大于社會收益，從而使得許多有益的社會活動（包括生產活動）成為不可能，結果是降低了社會的總體福利。

當“疏忽原則”是不可缺少時，與此相關的法定預防標準的確定就成了一個問題。法學界和經濟學界已廣為接受的有關侵權行為法的規范性效率目標，是卡拉布雷西提出來的，即：侵權責任原則的構成應該能使預防費用、事故費用（損失）和行政費用減低到最低到限度。據此，法定預防標準的確立原則是：法定預防標準應確定在使社會成本最小化的標準上。設W為單位預防成本，X為預防標準或程度量，則WX為預防成本，且是X的增函數；同時設P（X）是侵權行為發生的概率，A是侵權所造成的潛在受害人的損失費用，則P（X）A 為可能發生的侵權行為的損害費用，且是X的減函數。據此，可以得到侵權行為的社會成本（SC ）公式：

SC＝WX＋P（X）A

最佳的法定預防標準確定必須使得社會成本最小化，即

SC‘＝W＋P’（X）A

或者：

W＝-P‘（X）A

上述方程表明，當侵權行為預防的邊際成本（W ）等于預防的邊際收益（P‘（X）A，可理解為預防所避免的邊際損害費用）時，所確定的法定預防標準的社會成本達到最小化。利用上述方程即可解出最佳的法定預防標準（或法定預防程度量）X[*].

當侵權的責任明確后，下一個問題就是侵權的賠償問題。法律經濟學的侵權行為經濟理論在“享德法則”的基礎上，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討論了侵權的賠償問題。（注：關于“享特法則”的內容可參見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與經濟學》。第八、第九章中的有關論述。）侵權行為的經濟理論認為，無論是補償性損害賠償金的確定，還是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的確定，都必須考慮到一個重要的效率原則，即通過損害賠償把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外部損害內部化，以促使人們注意遵守法定預防標準，或通過增加故意侵權行為的預期成本來減少各類侵權行為的發生。

以上有關財產、合同和侵權行為的經濟分析表明，法律經濟學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兩個十分重要的特征：一是非常重視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確立和突出“經濟效率”標準，強調法律制度安排及運作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并以此為前提來研究法律的“效果評估”問題；二是非常重視對法律規則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用成本-收益分析來研究法律規則的制定及經濟主體對法律規則的反應。正如R.P.麥樂怡教授所指出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通過對法律規則（Doctrine）進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經濟效率分析，使我們可以就法律實施的結果得出結論，并對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會價值作出評價”。（注：羅賓。保羅。麥樂怡：《法與經濟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譯本。第2頁。）

「參考文獻

［1］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張軍等譯）［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中文版。

［2］理查得德·A·波納斯。法律的經濟分析（上、下冊，蔣兆康譯）［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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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 儲蓄 最優儲蓄率 動態效率

一、前言

儲蓄和消費作為經濟的兩個重要方面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仍然主要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面對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凈出口受到很大沖擊，政府的投資支持計劃在短期內刺激了經濟的增長，但也帶來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在這種激素刺激型的增長下，帶來了諸多經濟增長的后遺癥，地方政府債臺高筑，經濟增長后繼乏力。

二、最優儲蓄率的理論框架

（一）最優儲蓄率的定義

從微觀經濟學的個人福利來說，最好的穩態應該出現在最高消費的時候：c*=（1-s）f（k*）。索羅模型就是從上面公式出發最大化消費，將c*用k*代替，求出穩態時最大化消費的k*gold。存在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的索羅模型中，MPK代表資本的邊際報酬，n代表人口增長率，δ代表折舊率，g代表技術進步率。資本黃金律水平滿足公式：MPK=n+δ+g。達到了資本黃金律水平的儲蓄就是最優儲蓄率。

依據資本黃金律水平定義的最優儲蓄率要求經濟滿足消費最大化的原則，在實際政策調控中很難滿足。因此，本文提出了依據潛在經濟增長率來定義最優儲蓄率：符合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儲蓄率就是最優增長率。在計算上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出發，用潛在經濟增長率代替均衡經濟增長率。一方面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政府宏觀經濟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潛在經濟增長率在調控上也比消費者個人效用最大化更具可操作性。

（二）最優儲蓄率的理論依據

1.過度儲蓄理論。過度儲蓄理論的核心思想可以歸結為：平衡儲蓄和消費在收入中的占比。過度儲蓄理論中儲蓄的平衡點正是最優儲蓄理論的最優儲蓄率。如果按照符合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儲蓄率來定義最優儲蓄率，那么在潛在產出水平上，經濟主體能夠達到生產和消費的均衡。潛在產出是水平上，社會的全部資源（包括儲蓄）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達到充分就業。

2.經濟增長理論。最優儲蓄率最早出現在索羅模型關于資本黃金律的討論問題上。索羅模型中，儲蓄并不會改變長期經濟增長率，但會提高穩態人均收入水平和穩態消消費水平。在拉姆齊模型中，儲蓄是依賴居民行為的內生變量，是由家庭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一生效用來決定的。理性家庭會在目標函數約束下進行動態最優抉擇，權衡當期儲蓄與消費的水平，長期中就產生了消費和儲蓄的最優時間路徑。世紀交疊模型個人最大化問題變成如何在預算約束條件下分配兩個時期的儲蓄和消費來達到個人的效用最大化。

3.動態效率。經濟動態效率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存量能否與最優經濟增長率所要求的資本存量相匹配的問題：當經濟中資本存量大于資本黃金律存量，則該經濟處于動態無效狀態；當經濟中資本存量小于或等于資本黃金律存量，則經濟就是動態有效的。Diamond（1965）首先研究動態效率問題，并得出過度積累的均衡也有可能在一個競爭經濟中出現的結論，人口增長率超過資本的邊際產量或者說投資大于回報，就是經濟增長出現動態無效了。Phelps（1961）認為，動態無效需要考察資本黃金律水平，當資本存量超過黃金律水平時就會發生動態無效。

（三）最優儲蓄率的測度方法

本文將分別依據兩種方法對中國儲蓄率的最優水平進行測算，并根據測算結果進一步進行分析，希望找出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最優儲蓄率的潛在變化規律。

（四）中國最優儲蓄率的存在性分析

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優儲蓄率一定是中國經濟增長自身所決定的，是與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高度一致的儲蓄率。為探討中國最優儲蓄率問題，必須從研究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出發。

1.相關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選取1990到2012年GDP增長率與總儲蓄率進行圖示分析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顯著正向相關關系。儲蓄率的走勢基本保持與國民經濟走勢相一致的趨勢，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與總儲蓄率出現拐點，1992～1999年GDP呈現下行走勢并于1999年筑底，當年GDP增長率為7.6%。總儲蓄率從1992年出現增速之后緩慢下行并于2000年達到谷底37.7%。2000年至2007年間二者走勢相關性極大，總儲蓄率于2006年達到峰值，GDP在2007年增速達到峰值之后金融危機再次出現拐點下行。

2.收斂性。GDP增長率可以明顯看出中國經濟增長率收斂于一個穩定的水平，這個穩定的增長率就是潛在經濟增長率。從儲蓄率的增長路徑不難看出，總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率保持高度相關，自身也存在著一個波動的中心軸，在儲蓄率波動的各時期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軸進行，也即總儲蓄率也收斂于一個“潛在儲蓄率”，這個“潛在儲蓄率”就是本文分析的最優儲蓄率。由于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率保持著高度的正向相關關系，則二者各自的收斂中心線也必然保持著高度相關的正向相關關系。根據最優儲蓄率定義，符合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儲蓄率就是最優儲蓄率，我們證明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確實存在著最優儲蓄率。

三、中國最優儲蓄率的實證分析

（一）相關變量的選取和模型構建

數據的選取。本文的數據采取1991～2012年間年度數據。經濟增長率采用張連城（2012）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該增長率依據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統計年鑒經過嚴格的測算得出。最后通過求出資本產出系數就可以直接得到我國最優儲蓄率的估計值。

（二）實證分析

1.中國經濟動態效率的檢驗。文章采用運用AMSZ準則研究中國經濟的動態效率。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總收益與總投資的關系并不是完全確定的，這期間出現了7年總收益小于總投資的情況，也驗證了中國經濟存在動態無效的情況。但是，也必須看到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動態有效情況，如2000～2002年期間，經濟運行中是存在動態有效的，但是凈收益占GDP比重卻是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時，資本的凈收益開始出現下降，之后2009年呈現大幅上升。2009年之所以出現大幅回升。在2010～2011年期間這種激素型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弊病開始顯現，資本凈收益出現嚴重下滑，投資效率低下和重復投資也拖累了經濟增長的態勢，2012年中國經濟的再次探底也揭示了這種投資計劃的弊端。

2.哈羅德-多馬模型估算最優儲蓄率。依據最優儲蓄率的計算公式對公式中的未知量資本產出系數求值。歷年資本產出系數依據年度固定資本凈增值與年度GDP凈增值之比計算。對于22年資本產出系數加權求值的結果為3.62，潛在經濟增長率則利用張連城（2012）依據HP濾波法對1953～2011年實際GDP指數數據測算得出的潛在產出增長率10%為標準{1}。綜上得出：

s=g*V=10%*3.62=36.2%

據此我們認為適合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最優儲蓄率是36.2%。

3.索羅-斯旺模型估算最優儲蓄率。存在技術進步的索羅模型中，在穩態時，穩態增長水平由儲蓄率決定。假定生產函數滿足新古典假設，那么根據歐拉定理，資本和勞動在產出中的份額就是固定的，假設分別為？鄣與1-？鄣。這樣就可以根據資本在產出中所占份額估算最優儲蓄率。由于在計算資本產出彈性過程中存在較大難度以及存在多種計算方法，經過綜合比較，本文參考選用了彭志遠{2}在測算合理宏觀儲蓄率利用的方法。根據間接稅占GDP比例計算γ，再依據γ計算？鄣，？鄣=1+γ.在預測中我們采取保證數據的真實性條件下的一些簡化，鑒于數據的穩定性，對資本所取得實際份額采取平均數值0.40，間接稅數值采取0.14，根據公式5得到γ=0.16。

？鄣=1+γ-（1+0.16）*0.40=46.4%

也即根據索羅-斯旺模型我們得到了目前中國最優儲蓄率應該保持在46.4%。

（三）實證分析小結

應用AMSZ準則判斷中國經濟的動態效率并沒有得出中國經濟完全動態有效或者動態無效的結論。通過索羅-斯旺模型測算出的中國經濟最優儲蓄率是46.4%，而哈羅德-多馬模型測算出來的中國最優儲蓄率為36.2%，兩者存在著較大差別。根據前文提出的判斷中國最優儲蓄率標準上，本文提出最優儲蓄率區間：36.2%～46.4%。當中國儲蓄率達到以上區間時，能夠滿足潛在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本儲備而不造成對于消費需求的擠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合理控制儲蓄率

最優儲蓄率符合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發展要求，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再生產需求的資本，同時最優儲蓄率也是滿足人均消費最大化的資本要求。目前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備、傳統儲蓄習慣以及投資渠道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我國高儲蓄的事實。為控制儲蓄率達到最優儲蓄率必須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的比重。其次，完善和發展我國投資渠道，積極引導公民健康理財觀念。最后，積極倡導消費觀念轉變。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針對目前投資效率低下的情況，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包括技術進步也包括制度變革。在地方不合理的政績觀下，片面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情況普遍存在。過度的投資和重復投資不僅造成投資回報率低下，而且無法維持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必須做出轉變。

（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

從經濟增長周期和中國經濟增長路徑問題做出政策研究，對儲蓄進行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對儲蓄進行改革必然要求儲蓄利率的市場化進程，目前我國儲蓄利率已經存在著一定的金融機構利率自由浮動空間，但這種利率上浮空間對于存款利率改革只是最初步的改革。存款利率市場化一方面可以有效遏制通貨膨脹，將加息預期直接變為市場定價，另一方面存款利率市場化也可以促進經濟運行過程中儲蓄總量保持在潛在經濟增長率所要求的最優儲蓄率水平。

注釋

{1}張連成.中國經濟增長路徑與經濟周期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11.

{2}彭志遠.我國合理宏觀儲蓄率的測算，經濟經緯，2007年第五期.